2018年2月14日，大卫·霍格(David Hogg)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AP环境科学课上。当他听到枪声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校园枪击案之一的开始。一个看门人指示霍格和其他几个同学躲到一个壁橱里。霍格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走出教室，他依靠在电视制作课上学到的知识，开始用手机录音。“我采访了我的同学，所以假如我们没有离开那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继续下去，全国步枪协会和枪支游说团体就不可能说，‘哦，你不能谈论这个。你把这件事政治化了，’”霍格说。当天有17人被谋杀，17人受伤。不久之后，霍格和其他几名学生创建了“为我们的生命游行”，这是一个由年轻人领导的努力，旨在消除枪支暴力的流行。枪击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组织者估计有80多万人参加了该组织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集会“我们从帕克兰出来，一遍又一遍地说'再也不要' . ...这是我们在枪击事件后开始发声时的原始标签，”他说。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事确实又发生了——成千上万次。”霍格继续在哈佛大学上大学，但他继续在“为我们的生命游行”组织工作。他说，通过他的倡导，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仅仅指出问题的原因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二元对立，要么只谈论枪支以及人们如何获得枪支，要么只谈论心理健康。我们必须两者兼顾，”他说。“我们确实需要解决某人如何获得枪支. ...我们得谈谈，为什么一开始会有人拿起枪?我们需要解决导致枪支暴力的系统性贫困问题。”这项工作往往是痛苦的。2022年，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的罗布小学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丧生。霍格和其他倡导者来见父母和幸存者。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他们被白天的创伤压得喘不过气来，开车去南德克萨斯的沙漠看星星。霍格说:“我曾经告诉自己，像(观星)这样的事情真的很愚蠢，因为它们是如此不必要和低效。”“但我意识到，这些时刻是工作中最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必须维持自己，并确保我们不会一直让自己暴露在枪支暴力及其后果的恐怖之中。”我们可以在这份工作中交到朋友。我们可以发起一场充满欢乐和希望的运动，而不仅仅是持续的哀痛和沮丧。”采访中强调了,关于他给老一辈人的信息帕克兰事件发生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哦，感谢上帝，孩子们来救我们了。”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搞砸了，你们这些孩子会拯救我们的。”老一辈人只是为自己开脱，然后说:“你知道吗?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们这些孩子，你们知道，枪支暴力的幸存者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取决于你。”我们需要所有人参与这场战斗。

为什么他要加入哈佛的射击俱乐部,上个学期，在发生了许多不幸的枪击事件之一之后，我决定，到目前为止，我唯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多地学习枪支，以及如何使用、操作、清洁枪支，以及安全、负责任地开枪。我在大学里加入了射击俱乐部，我和那里的很多年轻人交谈，他们实际上非常支持我所做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人显然不支持。没有人会对每件事都意见一致。但通过这个过程，我意识到，共识比分歧要多得多，即使是那些认为他们完全反对我们的人。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活动家如何影响他的大学经历,我不能去派对，因为当我刚开始在那里当大一新生的时候，人们会拍我，那真的很奇怪。大部分时间我都会离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COVID之后，情况好转了很多。我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做一名大学生。当然，我还和"为我们的生命游行"合作过。但是，没有那么多的聚光灯使我能够像大学生一样过着更正常的生活。我认为去哈佛的一个好处是，有很多比我出名得多的人去那里. ...我想，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能融入社会。这是有帮助的一件事。但我大一那年的适应并不容易，这是肯定的。但COVID真的很有帮助，因为它让我停下来，真正处理了很多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一切，因为我没有经常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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